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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散文新论 ——兼与鲁迅散文比较 By 不知道谁… 中国现代散文的成就,在郁达夫看来,是以鲁迅与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由他
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周氏兄弟”的竟占了十分之六七。人们的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两位现代散文史上的大家,同生在浙江绍兴的一家破落户
内,同曾在三味书屋受过寿镜吾先生的启蒙教育,同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过“洋文汉
文”。在日本,他俩一起讨论中国的国民性,一起筹备《新生》,一起听章太炎讲学。自
日本回到北京后,他们又一起住在八道湾,一起成了《新青年》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一起
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力量,一起成了“语丝”派的主将,……这许多“共同的存
在”决定了他们有许多共同的意识。当然,不同的社会存在也有的,这样不同的意识也就
产生了。
本文试对周作人从文学革命到抗战前夕的散文发展作一论述,并与鲁迅的散文作一
些比较。
一
在《新青年》时期,“周氏兄弟”都以写杂感随笔为主,而且思想相当一致。对于国
民的弱点,“周氏兄弟”都希望中国的青年能站出来,毫无顾忌地加以批评。仅仅在《新
青年》上鲁迅的《随感录》中就有他对中国社会的“吃人”、“劫掠”、“残杀”、
“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扶乩”、“节烈”、“一夫多妻”、
“缠足”、“吸鸦片”、“拖大辫”、“保存国粹”、“祖先崇拜”等猛烈抨击的大量
文字。在这些问题上周作人几乎有着完全一致的见解,他翻译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
论》,借了与谢野晶子的“纯是健全的思想”,表达了一贯强调的“男女两本位的平等”
以及“恋爱的结婚”的主张。他猛烈地谴责男性加在妇女身上的种种枷锁,认为女子
“对于丈夫儿女是妻是母”,但“还有对于人类是个人,对于自己是‘惟一者’所有”。
他希望将来的女子成为刚健独立、智力发达、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样做
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及社会增进幸福。他也憎恶“祖先崇拜论”,认为“人间最大的诅咒
是肖子顺孙四个字,现代的中国正被压在这个诅咒之下”。像鲁迅一样,周作人对宣传封
建道德与迷信的《二十四孝图》也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郭巨埋儿”是“残忍迷信的
行为,当然不能再进行赞扬提倡”,而“割股事件”则是“食人风尚的遗留,自然算不得
道德”。
在胡适看来,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至少有十个方面,即1.对孔教的揭露批判
;2.提倡文学改革;3.提倡白话;4.提倡妇女解放;批判封建贞操观;5.批判旧礼教;6.提倡
教育改良;7.否定封建教育制度思想、方法;8.反对封建婚姻;9.反对封建父子关系;10.
反对旧戏,提倡戏剧改良等等。倘以此来衡量鲁迅、周作人这一时期的全部散文作品。
我们即可发现,他们不仅是基本上全面参战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几乎完全一
致的见解。总之,他俩的这一时期的散文一样的立意新颖,一样的忧愤深广,一样的尖锐
泼辣,一样的犀利凝重,一样的短小精悍,一样的击中要害。便是在形式上,也是一样的丰
富多彩。政论、随感、速写、书信、寓言、絮语、序跋、短评……各种形式均能应用自
如。正因为如此,“周氏兄弟”在“五四”文坛上同享盛誉。
二
从1924年到大革命失败,这个时期国内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女师大事件、五卅事件、
三·一八事件……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把周氏兄弟都卷进了斗争的漩涡。在女师大事件
中,周作人和鲁迅一样,坚定地站到了学生一边。作为一个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
思想影响的反封建战士,这其实是必然的。在《与友人论章、杨书》中,他表示学问艺术
可以暂置一旁,“目下的工作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性与道德的残酷性加以反抗”。他曾
列名于《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曾与鲁迅一起,担任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他还
以女师大爱国青年张静淑的保证人的名义出席了教育部召开的家长会,并在会上第一个
站出来反对教育部解散女师大的决议。女师大被迫解散后,像鲁迅一样,他也出席了在宗
帽胡同举行的女师大开学典礼并给被当局逐出的学生授课。五卅惨案发生后,周作人迅
速发表了《黑背心》、《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以示对英帝国主义的强烈抗议。他还
发表了《日本与中国》、《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等等。指出“日本汉文报是日本
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的一种手段”。“《顺天时报》是天下最恶劣的东西”。
以《谈虎集》一书为例,五十六篇文章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就有十五篇之多。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周作人正担任着《语丝》的主编。他在《语丝》第72、73、
74、75期上,连续刊登了鲁迅、钱玄同、林语堂、徐祖正、川岛等的悼念文章。在自己
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国的女子》等文章中,他一方面愤怒地控诉和抗
议了封建军阀的罪行,指出“这是一个非人的世界”,另一方面则高度赞扬了在斗争中英
勇献身的女子的“刚健、机敏、大胆、从容”,称她们为新中国的女子。这一时期,他还
发表了《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对于大残杀的感想》等。他甚
至还发表文章要求对段祺瑞、章士钊以及当时的政府总理贾德耀依法惩办。李何林曾经
把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归结为典型性、形象性、讽刺性、抒情性、多种多样的形式以及
语言上的准确、鲜明、生动、简洁、含蓄等。不难看出,这些特点从周作人的杂文中也
大抵可以找到。但“周氏兄弟”的杂文的特点在大致相同之下又有所不同。这正如郁达
夫所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周作人的文体信笔所至
,写得舒徐自在;鲁迅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死法》很典
型地体现了周作人杂文的这种特点。翻开《死法》,乍一看去,作者似乎是百无聊赖地在
统计着死法的分类。这里有“寿终正寝”和“死于非命”两大类。“寿终正寝”里可分
老热、病死、猝毙三种;“非命”中又含有“十字架”、“茶毗”、“车边斤”、“吞
金喝盐卤”、“吃鸦片烟”、“怀沙自沉”、“吊死”等等。
作者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谈着,令人大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感。但就在谈
到所谓最理想的死法——枪毙时,作者笔锋急转直下,写到了“三·一八”惨案中死于枪
弹之下的爱国青年,写到在为这些死难烈士开追悼会时作者送去的一付挽联。这时,也只
有在这时,读者才会如梦初醒似地恍然大悟了。周作人的挽联仅有十六个字,上联是“什
么世界,还讲爱国”。下联是“如此死法,抵得成仙”。这里虽然仍在讲死法,但意义已
经大不一样了,短短的一付挽联,蕴含着作者十分的庄重与严肃,极大的悲哀和沉痛。这
里没有飘逸洒脱,没有恬然自适,有的是悲愤填膺,气冲霄汉!真是一声一泪,一字一血!作
者仿佛在仰天长啸,这样的世界,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可爱的呢?在这样的社会里生者不
如死者,活着不如死去,而在各种各样的死法中,如蒙能恩赐枪毙,那就抵得成仙!在现实
生活中,人们习惯于把下地狱做鬼看做是一件可怕的事,而把升天堂成仙看成是一条幸福
的路。作者在这里却偏偏把枪毙与成仙等同起来,这种极大的讽刺,是非悲哀到了极点而
不能发出的。周作人这一时期的杂文,总体上仍然显示了他的“金刚怒目”的一面;但这
并不代表他的全部。周作人还有另外一些散文,偏重于叙事和抒情,显示了他的“悠然南
山”的一面。叙事、抒情散文的名篇有《故乡的野菜》、《初恋》、《喝茶》、《谈
酒》、《北京的茶食》、《苦雨》、《死之默想》、《寻路的人》、《鸟声》、《雨天
的书·自序一》、《雨天的书·自序二》等等。这类散文,虽大抵无时代的面影,很少有
战斗的意味,但简朴、明净、隽永,比较起同期撰写的杂文来,作者在艺术上似乎倾注了
更大的热和力。他开始申明自己“极慕自然平和的境地”,“希望能够作平和冲淡的文
章”。他的许多叙事、抒情的散文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写就的。作者的笔触伸向生
活的各个领域,大至宇宙地球,小至苍蝇虱子,远至异域,近至故土,古代也好,当今也罢,
几乎无所不写,无所不谈,山川风物,涉笔成趣,草木虫鱼,皆成文章。叙事名篇《故乡的
野菜》虽然和鲁迅的《朝花夕拾》一样,是作者处在沉闷的岁月里对过去的生命的回忆,
却很难在作品中看到时代的投影。作品介绍了浙东常为人们所采食的三种野菜:霁菜、
黄花麦果和紫云英。文章引用《西湖游览志》、《清嘉录》等古书,一一描述这些野菜
的采摘时间、采摘时的场面、情景以及食用的方法等。其间杂以民谚、童谣、风土人情
的叙写,古今中外,旁征博引,熔强烈的趣味性与丰富的知识性于一炉。
周作人的《初恋》曾被香港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誉为他读过的有关初恋文字中最为
美妙动人的篇章。这篇叙事散文虽只千字左右,却将情窦初开的少年心理写得淋漓尽致
而又恰如其分。不要说在现代散文史上绝无仅有,就在当代散文史上恐怕也难以有人可
以匹敌。我们再来看周作人的抒情散文。1923年,“周氏兄弟”的失和对周作人打击惨
重,他仿佛一下子迷了路,感到“心里空澌澌的”,“如瞎子之失了棒了”。这一时期他
笔下出现了一批有着浓郁抒情色彩的散文,不能不说与他“要重新订正我的思想,开始入
新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关系。这些散文,有的映出了他的淡淡的哀愁,有的流露了他的枯
寂和忧悒,有的在萧杀、沉闷的空气中表示了对未来的向往。难以说它们给人以积极向
上的力量,但也不能说它们对革命事业有什么诋毁作用。这些散文,在文字上不事雕琢,
不重词藻,写起来舒徐自在,读起来娓娓动听,经得起玩味、咀嚼,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风
格。代表着周作人抒情散文的最高成就之一当推《雨天的书·自序一》。他还有一类散
文,将叙事、抒情、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冲淡、明净、平和、含蓄。《乌篷船》可谓代
表。粗粗一看,作者似乎是在讲夜航的情趣,似乎在历数两岸的景色,似乎在怅叹旧习俗
的衰亡。可实际上,这一切都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这篇文章的旨意决不在于告诉读者
家乡有哪些风物。甚至也不在于告诉读者应该如何去领略这些风物。作品的旨意在于文
章中含蓄地表现出来的一种人生观、一种处事态度:“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
,……困倦的时候睡在舱里,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写到雇船看庙戏时,
他说得就更明白了:“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
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如果把成仿吾对鲁迅的“它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
暇”的妄评移来评论《乌篷船》的话,那就不幸而言中了。闲暇、清淡、平和,这确是
《乌篷船》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处世态度。所以,与其说周作人是在向我们介绍乌篷船,与
其说他在引导我们像他那样去乘坐乌篷船,不如说作者是借着乌篷船在宣传他的一种人
生观,一种处世态度。现在,可以对“周氏兄弟”这一时期的散文作一个总结了。“文如
其人”。
如果说鲁迅这一时期的散文体现了一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战士形象,那么周作人
的同期散文则体现了一个亦战斗亦休憩的战士加绅士的形象。鲁迅和周作人这时虽然都
是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但鲁迅又是一个集体主义者,而周作人则是一个个人主义
者。“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表现了鲁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赞颂希腊艺术
和谐、均衡、宁静的美,则又显示了周作人淡泊、中庸的性格。这一时期,他的传道者的
气味淡薄下去了,虚无主义、趣味主义的思想却浓重了起来。他开始把自己反帝反封建
的斗争比作是小孩踢球,“觉得是颇愉快的事,但本不期望踢出什么东西来,踢到倦了也
就停止,并不预备一直踢到把腿都踢折”,这是因为即使把腿踢折了,球,“岂不还只是一
个球么?”这一时期的周作人觉得“世界无论变到哪个样子,争斗、杀伤、私通、离婚这
些事总是不会绝迹的,我们高远的理想境界到底只是我们心中独自娱乐的影片。”这不
仅是他不能像鲁迅那样呼啸着前进的原因,也是他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散文开始追求知
识性、趣味性、追求平和冲淡的原因。
三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鲁迅更高
地举起革命大旗,作着更为坚强、执著的战斗,从一个人道主义者发展为一个立志为共产
主义事业而献身的战士。周作人这一时期虽然意识到“火山之上是危险的”而有心转向
,但他“站来站去总避不开他们的左近”,这就说明周作人并不是一下子从火山之上“站
到山之下来的”。他抨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决定联日”,他揭露了吴稚晖捕杀*
人与爱国人士的残忍行为“与漆骷髅为饮器无甚差异”,他驳斥《顺天时报》关于“在
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好,不要轻举妄动”的无耻进言。他赞美李大钊烈
士的“以身殉主义”,他把李大钊的孩子隐匿在自己家里达一个多月。然后与沈尹默等
设法把他送往日本留学。他甚至还一次次地给曹聚仁写信商量出李大钊全集的事。但作
为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周作人,他的革命性是有限度的。当他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
迫时,他也会反对他们,在这种时候,他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当革命遭到了挫折,特别
是个人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他就会脱离革命,甚至走到反革命的队伍中去。周作
人正是这样,他说过,他虽“喜欢弄一点过激思想,拨草寻蛇地向道学家寻事,但只是到要
被火烤了为止,未必有殉道的决心”。这样,当反革命的大屠杀在全国各地铺开的时候,
他不得不惊呼自己天天担心的“反动运动”“终于来到了”,他感到这是最可怕的,所以
他的渐渐的脱离革命队伍甚至在抗战爆发后沦落为民族的罪人也就不奇怪了。在大革命
失败后的第二年,周作人便“决定不再谈时事”,并笔之于书曰:“岂子绝笔于《谈
虎》”,《语丝》南迁以后,更表示“从今年起,拟改为隐逸,食粟而已”。其厌倦斗争,
企图脱离政治、脱离革命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了。
早在20年代中期,周作人就承认自己“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
了”。大革命失败后,他更是表现了明显的思想消沉。他说,“单纯的信仰
(Simplefaith)在个人或是幸福,但我觉得明净的观照更有兴趣”。“天下最残酷的学问
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去了九成以上的信仰和希望。”用周
作人自己的话说,这是“转变方向”了。这时期鲁迅散文所表现的高度乐观主义精神在
周作人文章中是根本看不到的。思想上既有了这么大的差异,“周氏兄弟”在这一时期
的散文在内容上有了更多的不同。当鲁迅在用笔作武器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时
候,失去了信仰的周作人却在宣传“闭门读书论”,在憧憬“瓦屋纸窗,灯檠名碗,室外有
竹有棕榈”的清闲幽寂的理想书室。这一时期他的比较有名的以草木虫鱼为题材的作品
,虽然也给人以不少有趣味的生活知识,但大多未能给人有意义的思想,不仅无法与鲁迅
的作品同日而语,与自己前一时期的作品也大相径庭了。《虱子》一文,如果仅从写作技
巧上看,可算得上是一篇小巧玲珑,趣味横生的小品,但读完后除了知道些关于虱子的古
今中外的轶闻逸事并为作者的知识渊博、驾驭材料的本领折服外,实在也很难说还有别
的什么启迪。写这样的文章,作者自称是“聊以消遣”;读这样的作品,大概也只能是
“聊以消遣”了。显然,战士的气质正在逐渐丧失,绅士的意味却日益浓重起来。正如一
个读者所评论的,周作人与他的时代是抵触的。他缺少热力,而他的时代正是需要有热力
的人。他需求清淡与闲暇,而他的时代正处在旋涡的中心。
这恐怕也同样是周作人主编的《语丝》与《骆驼草》在文学史上地位高低悬殊的原
因了。《语丝》高举反帝反封建两大旗帜,与封建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展开了斗
争,虽遭章士钊“伤”,吴稚晖“禁”,张作霖“封”,却能越战越勇,历时达六年之久。
《骆驼草》沉浸于草木虫鱼,苦茶古玩,谈狐说鬼,市井琐闻,尽管未受任何压迫,却只办
了半年就办不下去了。一本《中国新文学史》这样写道:“国难如此严重……,既非生物
学者而埋头草木虫鱼无论如何不能免除逃避现实的责难”。这确是切中肯綮的论断。
“周氏兄弟”的散文在内容上的不同,也必然要在形式上得到反映。五四时期“周氏兄
弟”的散文一般读者很难区分的事实从反面印证了他俩思想的相近或大体一致,自20年
代始,差异渐渐大了起来,到了20年代末尤其是30年代初,他俩的风格就迥然不同了。鲁
迅后期的散文中洋溢着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一时期的散文,尽管仍很凝重、沉郁、犀
利、精悍,但却显得更加执著和深邃,尽管也用曲笔,也有晦涩,但也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
的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风度。这种风度,是只有在有确信、有勇气,已经清楚地透过今
天的黑暗而望见明天的曙光的人身上才会出现的。
周作人本期散文的特点比较复杂,他的谈时事政治的散文显得比较含蓄和苦涩,有的
还染上了油滑或玩世不恭的色彩。而那些谈身边琐事、苦茶古玩的又显得隐逸和闲适,
而且从本时期起直至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周作人的不少散文常常是通篇都是在抄古文,
仅加上简短的开头、结尾和中间几句的连缀。这种散文就更为古雅和苦涩了。这一时期
周作人的作品,已经难以令人感到他的战士的胸怀和气质,但如说能使读者扩大视野,增
长知识,这还是符合实际的。如阿英所说:周作人的“小品文”,鲁迅的“杂感文”,在新
文学中,正说明了两种不同的趋向。简略地说,就是前一种代表了田园诗人,后一种代表
了艰苦的斗士。周作人小品生活的过程,说明了他如何地从向旧的社会肉搏的战阵中退
了出来,走向“闭户读书”走向专谈“草木虫鱼”的路;而鲁迅的杂感文,却正相反,说明
了他不但不对黑暗颤抖退却,且是用这些黑暗来更进一步地锻炼自己,使自己战斗的精神
一天坚强一天。对于黑暗的现实,周作人是不愿逃避而终于不得不逃避;鲁迅呢,却是迎
上前去,拦头痛击,在血泪交流中渴求光明。综上所述,从文学革命到抗战前夕的鲁迅和
周作人,一个是昂首挺立于天地间的生命不息之战士。
一个是亦战斗亦休憩而且是战士气日趋淡薄而绅士味与日俱增的战士加绅士;一个
是把休息也看做是战斗之前的准备的战士。一个是“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
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的战士加绅士;一个是“对于自然美,自恨
并无敏感”且连喝咖啡的功夫都没有的战士。一个是把“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
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看做是生活上的必要的战士加绅士;一
个是用小跑步跑完了自己的一生,尽管生命的路上布满深渊、荆棘、狭谷、火坑也不畏
惧的战士。一个在人生的路上“只想缓缓地走着,看看沿路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享受
自己应得的苦和乐”的战士和绅士;一个是坚定地怀有“个人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
这死是值得的”信念的战士。一个是虽愿对反对势力斗争但“还不想拼命”的战士加绅
士。但如果我们不去比较他们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作者人格的高低,也撇开他们的作品
所处的时代的特点而仅就作品本身来判断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的话,那么,应该承认,这
确实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两大派别的代表,它们各有各的社会根据,各有各的作者、读者
群体。从审美角度说,散文的美,不一定在于表达出多么高深的思想,也不在于穿插多少
生动有趣的故事,用了多少华丽的辞句。散文的美,美在能把心中的情思干干净净不枝不
蔓地表现出来。
如果这可以算得上一家之言的话,那么周作人的散文远远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
他曾经是文学革命的骁将,也曾经是一个战士加绅士。最后,在抗日战争中,沦落为民族
的罪人。但不管怎样,他是一个文学家,一个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成绩卓著的散文大师。
这一点是任何人不应抹煞,也是任何人所抹煞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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